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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数学家”华罗庚:站柜台算错账的“罗呆子”

本文来源:人民网,作者:刘必泳。文章版权归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人民数学家”华罗庚:站柜台算错账的“罗呆子”

数学家华罗庚在工作

华罗庚也许是中国最为家喻户晓的数学家。《纽约时报》科学记者科拉塔曾写道:华罗庚直接影响的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位数学家都要多。

年轻一辈知道他,大多是因为以他命名的数学竞赛;老一辈熟悉他,是因为“优选法”和“统筹法”。华罗庚整个后半生都致力于普及数学方法、提高生产效率,足迹遍布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至今小学语文课本里还有华罗庚的课文《统筹方法》,内容是他讲解统筹法的经典案例:如何用最短时间完成烧水泡茶。

华罗庚最受国际数学界推崇的成就并不是“双法”,而是他青年时代的数论、多变复函数等纯理论研究。他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数学系主任哈贝斯坦评价为“那个时代(1945年前后)的领袖数论学家之一。” 数学是科学的皇后,数论是数学的皇后,精深程度可想而知。

终其一生,华罗庚最高学历是初中,剑桥大学有意让他2年获得博士学位却被他拒绝。他是举世公认的自学天才,多所世界知名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

1950年,华罗庚克服种种阻碍和诱惑,从美国回到祖国,在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大潮中,他终结了自己坚持了30年的纯粹数学研究,走上数学普及之路,在工厂车间、农村地头一干就是20年。他的学生、传记作者王元写道:“这似乎是一个谜了!华罗庚事先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就这样突然地决定了。”

2010年11月12日是华罗庚百年诞辰。时过境迁,回顾这位天才数学家的传奇与转折,人们在感叹惋惜之余,看到了他在特殊时代承受的压力,更看到他全心全意为国为民的纯真情怀。

站柜台算错账的“罗呆子”

1910年11月12日,华罗庚出生在江苏省金坛县一个开杂货铺的家庭,当时他的父亲华祥发已经40岁,此前只有一个女儿,老来得子,兴奋地不知道怎么呵护独苗。当地有传统,把孩子放进箩筐可以生根,容易养活,于是给儿子取名“箩根”,“根”与“庚”同音,那年又是庚戌年,大名就叫“华罗庚”,乳名“罗罗”。

华罗庚小时候口齿不清,行动也不敏捷,乡亲们叫他“罗呆子”。“罗呆子”看起来呆头呆脑,却喜欢在一些奇怪的事情上动脑筋,10岁时候,为了探究庙会“活菩萨”真面目,他独自追踪七八里路,一直到山中庙里,看见“菩萨”卸了妆,才高兴地跑回家,喊着不要再给假菩萨磕头了,此时妈妈和姐姐已经为他的失踪痛哭一天。

“罗呆子”成绩不好,小学毕业证书都没拿到,只有修业证书,上初中时因为字写的“像蟹爬”,很不受语文老师喜欢。直到初中二年级,才显露出数学天才,普通考试时,数学老师就把他拉到身边悄悄说:“今天题目太容易,你上街去玩吧!”

他遇到一位“伯乐”,王维克,张闻天的大学同班同学,“五四”时期与张闻天一起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后来到金坛中学教书。王维克在华罗庚涂满墨团的作业纸上看出天才的解题思路,便时常带他回家,把高等数学教科书借给他看。王反驳其他教员说,华罗庚成为书法家的可能性的确很小,但他在数学方面很有前途。

初中毕业后,家里实在没钱供华罗庚上高中,他在中华职业学校读了几年会计只好辍学,帮父亲看管店铺,整天捧着借来的“天书”自学:《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看得懂天书的华罗庚却是个糊涂伙计,有一天顾客来买棉线,问他多少钱一支,华罗庚头不抬手不停,看着香烟盒上刚演算的结果脱口而出:“853729!”“多少钱?”“853729!”

不只一位顾客对华祥发说,你们家罗罗脑子可能有毛病,去看看病吧。

1927年,在姐姐华莲青的撮合下,17岁的华罗庚娶了姐姐的小学同班同学吴筱元,婚后两人感情和睦,华罗庚对朋友开玩笑说,他与吴筱元“门当户对”,别人以为他指的是两人都家境贫寒,华罗庚解释说:“我是初中文凭,她是小学文凭,这不是门当户对吗?”

1929年,已经当上金坛中学校长的王维克老师,准备力排众议让华罗庚破格当数学教员,就在这时,华罗庚遭遇了他人生的第一劫:他患上了伤寒。大难不死,却因高烧和长期卧床致使左腿残废,走路时左腿画个大圆圈,右腿再向前跨一小步,他自称这是“圆和切线的运动”。

晚年华罗庚说他一生有三劫,一劫是少年失学,大病致残;二劫是抗战;三劫是“文革”。20世纪80年代一部叫做《华罗庚传》的电视剧播映,华罗庚的朋友、香港武侠作家梁羽生问他感想如何,华说:“我看过了,我很同情剧中那个少年人。”说完两人会心大笑。

跛足初中生23岁站上清华讲台

如果不是左腿残疾,华罗庚的人生道路也许还另有选择,他从小爱国,关心政治,这场劫难让他觉得自己“百无一用”,坚定了一心攻读数学的信念。

1929年12月,华罗庚在上海《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指出数学家苏家驹论文的错误。杂志在清华大学算学系办公室里传阅,系主任熊庆来很纳闷,中国数学界有这样一个奇才,自己怎么完全没听说过?一打听才知道,华罗庚原来是江南小县城只有初中学历的青年。算学系教师都很惊叹,一致同意把华罗庚请到清华来工作与培养。

由于学历太低,熊庆来先给华罗庚安排了助理员工作,比助教低一级,工作很轻又可以领工资。熊建议华罗庚先去旁听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有了基础再来听自己的算学分析。华罗庚当面没有说什么,实际却根本没去上那两门基础课,他不愿“浪费时间”在“太过浅近”的课程上。熊庆来马上让他来算学分析班,华应付这门高级课程也十分轻松,熊教授备课时遇到疑难就在办公室叫道:“华先生,请过来一下,看看这个题目怎么做?”

力学家钱伟长当时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他后来回忆,一直以为自己是清华最用功的学生了,早上6点就到校园露天长凳上读书,一天却发现一个人从老远的地方一瘸一拐走来,这个人就是华罗庚,他已经读完3个小时的书,正在校园里散步呢。

1933年,熊庆来决心破清华之先例,让华罗庚教微积分,这自然引发一番强烈的争议,最终,这位跛足的初中毕业生还是登上了清华讲台,当时他只有23岁。

执教两年,华罗庚发表了15篇论文,大多数登在国外杂志上,当时中国近代数学才刚刚起步,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凤毛麟角,华罗庚一个人就发表十几篇,其中一篇被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杂志德国《数学年鉴》收录。据当时同在清华任教的陈省身回忆,华罗庚性格外向,并不谦虚,他知道自己文章被《数学年鉴》收录了,立刻跑到清华科学馆前当众宣告喜讯。

从此,无人不对华罗庚心悦诚服。美国著名数学家维纳久闻华罗庚的天才,据说他来清华讲学时,只要华罗庚有异样的表情,或者咳嗽一下,维纳就会停下来问:我错了吗?

1936年,华罗庚和力学家周培源结伴,到剑桥大学访学。英国是世界数学的中心,而剑桥数学系主任哈代是英国数学领袖,他请人转告华罗庚,如果他愿意,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按惯例拿到剑桥的博士需要三四年甚至更长。不料华罗庚却谢绝泰斗级人物的好意,不卑不亢地说:“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些有意思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剑桥两年是华罗庚学问的成熟期,他在权威刊物发表了18篇论文 ,本来还计划到苏联访问,但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计划不得不中断。他回国随清华大学搬迁至昆明,被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正式聘为教授。从助教直接升为教授,不仅破了清华的例,也破了全国教育界的例,怎奈以华罗庚当时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让他当讲师甚至副教授都实在说不过去了。

在西南联大期间,华罗庚结交了两个挚友:闻一多和李公朴,他们对民主运动的热情给华罗庚很大影响。1946年,华罗庚和李政道等人赴美访学,而李公朴、闻一多先后被特务杀害,华罗庚感到这与自己的出走形成鲜明对比:“作为一多先生的晚辈和朋友,我始终感到愧疚……后觉只能补前咎,为报先烈献白头。”

1950年初,华罗庚打定主意,带着妻子儿女回国,先到香港,又乘火车直奔北京。在回国途中,他写下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新华社立刻播发这封长达万言的公开信。

华罗庚在美国大学的待遇很高,他在给学生徐利治写的信中说:“当然,在这儿年薪上万,助教四人,及其他一切都已足使人留恋。但愿我回去之后,可能用我的所长……我一九三七回国之后的第一个主题是:推动学术独立,但失败了!我希望现在我们开明的政府,可以了解我所说的。就数学说:独立的时期已经到了!”

徐利治20世纪40年代就读于西南联大,是华罗庚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数学家。据他讲述,华罗庚放弃优厚条件回国也有其它方面考虑:“他对回国后能够做清华数学系主任与中国科学院数学所成立后做所长大概是心里有数的。华先生这个人对政治很感兴趣。他在西南联大跟我讲过这话:他40岁以后要从政,要搞政治。我当时还是学生,听他讲这句话,我感到很惊奇……我觉得华先生是入世派。”

华罗庚的数学生涯从此转折。美国数学家贝特曼评述道:“华罗庚借以成名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他在1950年回到中国之前做的,人们可能会设想,如果他留在西方,将可能完成更多的个人研究计划。”一位美国记者写道:“留在美国他本来会对数学做出更多贡献,但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

发现陈景润

回国后,华罗庚坐上前辈熊庆来先生的位子,当上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还受命筹备中科院数学所,担任首任所长。此后几年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发现和培养人才上,这与他跟毛泽东的一次偶然会面有很大关系。

1952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中南海怀仁堂举办文艺晚会请会议代表们观看,华罗庚有事来晚了,台上演出已经开始,台下一片黑暗,华罗庚拄着拐杖走来走去找不到座,忽然看见远处有人向他招手,他赶紧过去,果然有空位,坐下后心想:这个位子角度真不错,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再看刚才冲他招手的人,惊讶地发现竟然是毛泽东。毛泽东拍着他肩膀说:“华罗庚同志,你也是苦出身,希望你为我们培养出些好学生来!” 华罗庚点头说:“绝不辜负主席的期望。”

华罗庚选拔人才十分严格,曾经有很多人向他推荐学生,他都没有接纳,他点名调到北京来的学生只有一个,那就是陈景润,后来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轰动世界。

陈景润195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分配到北京四中教书,他是个有很多怪癖的书呆子,一上讲台话都说不出来,没多久就被学校辞退,只好回到厦大图书馆管理资料。厦门地处海防前线,解放初期,经常响起空袭警报,为了在突然躲进防空洞时也能看书,陈景润把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撕开,一页一页揣在口袋里,整本著作前后看了几十遍,竟看出需要改进的地方。陈把自己的研究结果寄给华罗庚,华一看,正是自己苦思多年没有突破的问题,他非常高兴,想到自己当年也是被前辈不拘一格调进北京,马上给陈景润寄去邀请函,两人在北京见面,陈景润平常几乎从不与人交往,完全不知道说什么话,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谢谢华老师!谢谢华老师!”

陈景润到北京第一次做报告时,看到台下30多位数学家都望着自己,又犯了老毛病,紧张得满头大汗,结结巴巴讲了几句就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台下听众开始摇头,这就是华罗庚力荐的人才吗?最后,还是华罗庚亲自走上讲台,介绍了陈景润论文的不凡之处,一锤定音,终于使陈景润受到认可。

陈景润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之后说:“华罗庚是国际上有名的数学家,我是走他的‘后门’,才从偏僻的地方调到数学研究所的,如果没有他的提携,我绝对不可能有今天。”

死于北京,与死于沟壑有何不同

华罗庚人生的第三劫就要来临了。他说,童年与抗战时期的“劫”,条件虽苦,念书做研究还是光荣的事,文革中则不然,“我图书馆也不能进,十几年不看文献了,还能不落后?”

从“大跃进”开始,华罗庚就作为中科院数学所的一面“大白旗”遭到批判,“小白旗”自然是一心只搞数学不问世事的陈景润。数学所研究室被取消,代之以军队建制的指挥部,指挥部要求必须“理论联系实际”,甚至必须下到工厂矿山现场去从事数学研究工作。1959年,华罗庚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数学工作者要大力为农业服务》,提出要“牢记把方法交给群众”,这成为此后20多年间,华罗庚从事数学普及工作的指导思想。

他的学生王元评述到,华罗庚是认真分析了他的处境后作出的决定。他在20世纪60年代突然放弃纯粹数学研究,投入到数学普及工作。这也并非权宜之计,华罗庚看到数学方法确实对群众有用,还能带来经济效益,他本来就是为建设祖国、服务人民才回来的,既然纯理论研究不让搞,他心甘情愿下基层。

有人说华罗庚是最会“推销数学”的人,的确如此,他口才很好,善于举例,至今还有许多当年的工人记得他边折纸条边讲黄金分割的情景,这就是优选法,华罗庚运用黄金分割原理发明的一种尽可能减少实验次数、尽快地找到最优方案的方法。华罗庚还推广统筹法,也是一种组织协调和控制生产的优化决策方法。

20世纪70年代,有外商提出希望五粮液生产低度酒,高度酒虽然醇美,外国人吃不消。五粮液的技术人员用了六年时间也没试验出来,后来华罗庚率领小分队到四川推广优选法,仅用6天,就选出38度和35度这两个最佳度数,技术人员又把度数提高到39度,口感更醇净甘爽,在国际市场引起了不小震动,订货量猛增3倍。

华罗庚推广数学方法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文革后期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的支持。1974年,江青却说华罗庚到20多个省市讲数学是游山玩水,次年“双法”推广小分队被解散。

原来江青曾经试图拉拢华罗庚。1972年,华罗庚收到一次文艺晚会入场券,他一看座位号码应该是中央首长席,料定其中必有文章,演出开始前他趁灯光暗下来悄悄换了位子,几乎同时江青及随从入场,江青座位果然就在华罗庚原定座位的旁边。华罗庚的朋友、书法家包谦六回忆说:“在千万人眼睛中,假使接受江青的捧场,人格何在?如果被侮辱,依他的名望只好‘玉碎’了,太不值得。”于是华罗庚宁愿冒着得罪江青的风险也不与她邻座。

1975年,华罗庚只身入东北。8月,当他从大兴安岭采伐场地来到哈尔滨,愤怒、忧伤、劳累终使他心肌梗塞,昏迷了6个星期。病稍好,他伏枕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批准我继续学习前进,实质上,死于北京,与死于沟壑有何不同!”毛泽东回信嘱咐他,“待痊愈后,再去较为适宜。”

文革终于结束,华罗庚回到中科院数学所,继续忙于推广“双法”,他也想集中精力重新开始纯粹数学的研究,弥补十几年来的巨大遗憾,但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只得作罢。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华罗庚到英国、香港、美国等地访问,接受了许多迟来的荣誉。美国科学院、第三世界科学院、德国巴伐利亚科学院评选他为院士,法国南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据说还有许多学术机构准备给华罗庚授衔,但因为1985年他突然逝世,未能实现。

1985年6月,华罗庚访问日本,6月12日下午在东京大学演讲,日本数学会会长小松彦三郎亲致欢迎词。华罗庚讲了一段后觉得翻译很费时间,征求现场意见后,他改用英语直接演讲。主办方为他身体考虑,让他坐着轮椅讲,他坚持站着讲,越讲越兴奋,正值盛夏,讲着讲着就满头大汗,他把西装外套脱了,领带也解了。演讲原定45分钟,在几番热烈的掌声中,他主动要求加时,讲了65分钟才结束,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坐下来,正要接受鲜花的时候,突然从椅子上滑了下去。

华罗庚突发心肌梗塞,倒在讲台上,实践了自己在诗中写下的诺言:慷慨掷此身。他经常说:“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有人称他“中国现代数学之父”,“中国的爱因斯坦”,但更多的人尊他为“人民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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