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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写在前面的话

文|王若文(加拿大作家-英语教学专家)

前不久我有幸去河南省新乡县的长垣教育集团给老师们和孩子们讲课,很高兴有一次“接地气”的机会 。我发现领导者们的思维和理念都够与时俱进,老师们和孩子们非常好,总之,整体的精神面貌极好。可是,他们缺少足够的优质教师和教材的资源。回来后,我一直在想怎么发功发力地帮他们改善英语教学。不想,今天读到一篇文章,令我再次震撼! 你们也读一读,这种情况你见过吗?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原创作者|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程盟超

本文首发“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版权归原创作者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程盟超所有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的记者试着去了解这样一件事情:248所贫困地区的中学,通过直播,与著名的成都七中同步上课。

此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屏幕。

这是一块怎样的屏幕?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这近乎是两条教育的平行线。

一条线是:成都七中去年30多人被伯克利等国外名校录取,70多人考进了清华北大,一本率超九成,号称“中国最前列的高中”。

另一条线是:中国贫困地区的248所高中,师生是周边大城市“挑剩的”,曾有学校考上一本的仅个位数。

直播改变了这两条线。200多所学校,全天候跟随成都七中平行班直播,一起上课、作业、考试。有的学校出了省状元,有的本科升学率涨了几倍、十几倍——即使网课在城市早已流行,还是令我惊讶。

过去两年,我采访过广西山区的“零一本”县;我也采访过北大的农村学生;我自己在山东一所县中度过三年,和同学们每天6点起床,23点休息,学到失眠、头疼、腹泻,“TOP5、TOP10”仍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理所当然地怀疑,学校、家庭不同,在十几年间堆积起学生能力、见识、习惯的巨大差异,一根网线就能连接这一切?

开设直播班的东方闻道网校负责人王红接说,16年来,7.2万名学生——他们称之为“远端”,跟随成都七中走完了高中三年。其中88人考上了清北,大多数成功考取了本科。

那种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光,丢下绳子,井里的人看到了天空,才会拼命向上爬。

1


为了验证他的说法,11月,我到了直播的两端——成都七中和近千公里外国家级贫困县的云南禄劝第一中学。

在车水马龙的成都武侯区,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安静伫立50多年了。它像一所小而美的大学,学生们在音乐课上选修钢琴、尤克里里;教学楼通透的玻璃幕墙里张贴的海报,是清华的竞赛、香港中文大学的入学资讯和一本独立音乐杂志的征稿启事。

炫目的高考成绩只在不太起眼的苗圃边用几行小字展示着。午休时,学生会去露台上的咖啡座,在鸟鸣声中看书,聊会儿天。

相比之下,仍在扩建的禄劝一中更有生机,或者说——闹哄哄的。学生们在课间跑着去室外的厕所;午晚饭时跑着去买面包,要么捧着冒热气的泡面;老师跑着在教学楼里上上下下,但要留心旁边初中刚被兼并的老教学楼。它的门太矮,会撞到头。

禄劝一中把去年直播班里考上清北的两个学生的名字,用加大加粗的黄色字体印在了校门口的巨大红色招牌上。

课堂里是另一副架势。成都七中的学生上课下课,总热衷讨论问题。他们被允许携带手机和平板电脑,用来接收教辅资料。当老师展示重要知识点,学生齐刷刷地用它们拍照。

但在禄劝一中,有的学生会突然站起来,走到教室后面听课。不用问,我也知道他们太困了——有的女生即使站着,也忍不住打哈欠。

也有人趴着睡觉。高一有很多盯着屏幕却不知所措的眼神。屏幕那端,热情洋溢的七中老师提出了问题,七中的学生七嘴八舌地回答。可这一端,只有鸦雀无声的寂静。

禄劝一中的校长刘正德很坦诚:禄劝的中考控制线是385分,比昆明市区最差的学校还低大约100分,“能去昆明的都去了。”

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告诉我:在这个90%是山区、距离昆明只有几十公里的小城,十几年前,“送昆明”成了攀比之风。

“恶性循环的开始。”我想。去年在广西,一个县考不上一个本科生,老师跟我哭诉“花钱都买不到生源”。

“我没想到我这么差。”和禄劝一中高一的女生王艺涵聊了两个小时,她把这话重复了6遍。她是镇里中考的第一名,还曾是数学课代表。但这次期中考试,考成都七中的试卷,除了语文,其他科都没及格。

她说现在的英语课,除了课前3分钟的英文歌,其他完全听不懂。她以为某篇课文还没讲,其实老师早讲完了。她花半小时做七中出的阅读题,查很多单词,密密麻麻地填在题目的缝隙里。然后对答案——全错了。

据说高一上学期,不单禄劝,大部分直播班的学生完全跟不上七中进度。七中连续三节英语课让山区的学生一头雾水——一节讲英文报纸,一节是外教授课,一节听TED演讲,都是全英文。

“觉得自己真没用啊。”王艺涵的同班同学刘承燕说。

2


我是周末随班主任家访时见到刘承燕的。从县城到她家,要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蜿蜒山路。这还是距离县城较近的镇子——有些镇,要开4小时的车。

她家是那种农村常见但城里人不太容易想象的样子:阳光和风从木头房顶里漏进来;家里到处是化肥袋子,有些积了厚厚的灰;屋旁边是猪圈,招来不少苍蝇。

家里除了她,只有爷爷奶奶。坐在这间屋子里,我不确定询问刘家父母的职业是否礼貌。

班主任先开了腔,“开班3个月,父母一次都没接触到。”

刘承燕告诉我,父母在昆明打零工,把打火机从工厂运到市场,平时一两个月来次电话。

她奶奶在旁边笑,“能考个大学就太好了。”

好几位禄劝的老师跟我抱怨:大多学生父母在外务工,只会说“好好学”。有的孩子出了问题,班主任反复致电,家长就是不来;还有家长在电话里直说,孩子就不是学习的料。

据说今年考上北大的那位学生,两岁留守,跟爷爷奶奶生活。直到大学快开学,班主任才第一次见到前来致谢的学生父母——开始还想埋怨父母不够关心孩子,后来一看,当爹的手指早就累成了残疾,伸不直;两口子在福建给人杀鱼,一个月赚5000元。

落差确实存在。成都七中的大部分孩子来自优渥的中产家庭,家长要花很多时间为学生规划学习和课余生活,甚至帮他们争取和“诺奖”获得者对话的机会。

一位学生休息时会去练拳击、游泳,保持好的形体。班里女生会自制插花、香皂送给老师,还在老师嗓子不适时机敏地递上润喉糖,“素质和情商都很高。”

“优秀的孩子离不开优秀的家长。”她强调,自己的工作压力在于,“其他学校,师生‘尽力’就可以了,但在七中不行,要高效。”

教师授课如果让学生觉得不满,可能一两个月就被家长投诉,然后遭到撤换。除了成绩,他们还要培养学生的逻辑和兴趣。

我在成都七中随机听了几堂课,几乎都是公开课水准。语文老师讲“规则”主题的议论文,先播放重庆坠江公交的视频,然后让学生自行讨论、发言。谈及秋天的诗歌,旁征博引,列举了五六种秋天的意象。历史老师搜集大量课本上没有的史料分享给学生;政治课紧追热点,刚建好的港珠澳大桥已成了课堂练习的分析材料。

今年的广西理科状元曾楷徽高中三年就是上直播班的。他说,很多学科都会一次性传来十几张试卷。试卷纯手工拟定,每个题考察很多要点,没有任何题型重复。高考应试时大有裨益。

这在县中可能吗?我曾在北大遇到过一个农村娃,他说老师有时醉醺醺的,总爱让他们自习。在那个“零一本”县,很多学生都听得出,老师讲错了。有老师晚自习布置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不曾发。

王红接刚把直播课引入一些学校时,遇到过老师撕书抗议。有些老师自感被瞧不起,于是消极应对,上课很久才晃进来,甚至整周请假,让学生自己看直播。

远端的孩子透过屏幕,感受着这些差距。禄劝的很多学生至今没出过县城,听着七中学生的课堂发言“游览”了英国、美国,围观他们用自己闻所未闻的材料去分析政史地。

一位山区的名列前茅的高三女生说:“没办法,贫穷限制了想象力。”

3


一块屏幕带来了想象不到的震荡。禄劝一中的老师说,高一班里总充满哭声——小考完有人哭,大考完更多。有人在教室里抹泪,有人跑到办公室抽泣。不少学生一提考试就发抖。虽然早就预告了七中试题的高难度,但突然把同龄人间的差距撕开看,还是很残忍。

禄劝的王艺涵听说成都七中平行班的成绩不理想。一问,人家平均“只有”103分;他们班,30分。“数学完全跟不上啊,绝望啦。”

老师帮着重建心态,除了“灌鸡汤”,还安慰学生:只要熬过高一,就会突飞猛进。最近校园里流行的故事是,今年上北大那位,高一也考30多分,跑到办公室里哭。

那学生的班主任告诉我,这是真的。

恐怕在高一,禄劝一中没几个学生敢考虑北大。2006年,刘正德刚到禄劝一中当校长,学校当年计划招6个班,结果只凑齐4个。学校一年有20多个学生考上一本,很多家长把孩子送来,要求很简单——平安活着。

我问王艺涵“理想”,她觉得没什么用——初中时立志考昆明,结果惨败。儿时好友大多在昆明市区,不联系了,她很失落。如今班里要写理想大学贴墙上,她就跟风填了浙大,虽然完全不觉得自己能考上。

刘承燕倒是明确地痴迷数学,说自己理想职业是数学老师。这是镇初中的老师告诉的出路,除此之外,她无法想象擅长数学还能做什么。

在成都七中,情况很不一样。七中被直播班的何启田也痴迷数学。他提前修习了高数,为这门艺术的流畅折服,想进一步深造。

这里面有深思熟虑:他的父亲是工程师,何启田幼时总去他的办公室做作业,觉得环境枯燥无聊;母亲则是医生,曾险些遭遇伤医事件。他觉得这些工作“没意思”。

成都和禄劝的老师都说,只知道“好好学习”不够。没有明确志向,为了学习而学习,很容易动力不足。但对于没成年的孩子,“立志”这码事,全依仗环境。

我知道,农村的孩子不是没“志向”,只是更现实,和城里人挂在嘴边高大上的玩意儿不同。

比如禄劝一中那名优秀的高三女孩,她父亲不在了,母亲在镇卫生院拿一份微薄薪水。她哥哥曾是禄劝一中的年级第四,能上一本。但因为没钱,他放弃入学,现在打工供她读书。这是她苦学的一大原因。

今年夏天,有个云南男孩在工地上收到了北大录取通知,走红一时。我奔波了几千公里找他聊了聊,得知他父亲3年前得了肾结石,以为是绝症,打算见儿子最后一面就放弃治疗,却意外在如厕时忍着剧痛把结石排了出来。知道那件事后,他“有了学习的动力”。

有人指责农村孩子没有志向,他们恐怕没见识过那种普遍的、近乎荒诞的闭塞。我曾遇到过农村女孩被大学录取,却不知道这所学校一年的学费要上万元——于是就失学了。

还有一个理科生,农村孩子,为了成为所在高中的首个北大学生,被高中老师鼓励,稀里糊涂填报了一冷门小语种。他大学成绩很不理想,毕竟,“我之前都不知道地球上还有这个国家”。

我把这些事分享给禄劝的学生,他们听后都很沉默。

王红接希望学生们看到外面的世界,给他们目标,看到更多可能,更让他们焦虑,击碎他们的惰性。

然后只需做一件事:重建。


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



4


王红接十几年间去过很多教育凋敝的小城。师生们总抱怨:努力,但出不了成绩。

“其实效率很低。学生偷着玩,老师也不批改习题,不了解学生。”他发现,很多地方的教学是黑箱——都说要改进,但不知从何抓起。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四川省就将远程教育作为促进公平的重要举措,成都市教育局和成都七中很下力气。

直播带来压力,也是动力。七中考完试,老师们彻夜批改、分析上百份试卷,第二天就讲评。很多地方老师提出这要一周完成,简直不可思议,但现在必须跟上,整个学校紧凑了起来。

崭新的教学方法冲击着这些老师。

“学生们有对比了。”一位禄劝一中的老师说,“我们也得变,不然学生议论。”

一些远端的老师声称,虽然不用 “亲自讲课”,但为保证跟上进度,1个直播班的工作量,约等于3个普通班。

这些老师琢磨出一些方法,比如整理七中老师事前发送的课件,编制成学案,布置成头一晚作业让学生预习;课上盯着学生的表情,记录下疑惑的瞬间,琢磨着课后补足;屏幕那端偶有间隙,可以见缝插针给学生解释几句。

为跟上进度,禄劝一中把部分周末和平日直到23点的自习安排了课程,帮学生查漏补缺。有老师连上20个晚自习。

“每天凌晨1点到家,6点去学校,在家只能睡个觉。”另一位老师说,自己6岁的孩子,每周只有半天能见到爹。

“真的累。觉得自己这么穷,每天忙啥呢?”有老师嘟囔着,下一秒话头一转,“唯独上课不觉累。看到学生,讲话声就大起来”。

一位年轻的数学老师戏称,自己有好几个“人格”。为让学生没有违和感,当七中的直播老师严肃,他助教就严肃;下一届老师幽默,他就开朗些。

还有一位班主任称,他为了帮学生减压,每周一、三、五的深夜会带学生去操场跑步,和不爱说话的学生一起站在讲台上大喊“我是最棒的”。

直播课时,七中老师提问,他要求本班学生也站起来回答——开始没人愿意,他就找了个纸箱,塞上带编码的乒乓球,抽签。

“再去其他班,也能教好。”县教育局局长王开富说,一大拨儿年轻老师被直播培养了出来。

禄劝一位老师说,教出好学生,录取率高了,被人称为“名师”,“是一种教师特有的虚荣心。”

“什么是幸福?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一位谢顶、穿着旧衣裳的中年男教师,坐在小椅子上说这话,我却丝毫不觉得可笑。

5


禄劝一中主教学楼的大厅里有排玻璃橱窗,今年张贴的是:全县中考前257名学生报考昆明学校就读,生源严重流失情况下,我校1230名学生,二本上线634人,一本上线147人。

他们甚至特意加粗了一行字,“低进高出,我们从不放弃。”

这里面有暗自较劲——和昆明比,也在和成都比。

网校会定期招募远端学生去七中借读一周。禄劝一中的几位学生去“留学”时,被同学们安排了任务——观察“天才”们的生活。

此前他们听说,成都的孩子是“天才”,平时不熬夜,下课能逛街。

两天后,小视频传回,是七中学生中午留在班里自习。回来后,禄劝一中的学生感慨:“天才”们不仅是天才,也很刻苦。他们有规划,会自己琢磨报哪些辅导班。

如何追赶“天才”?只能比他们更刻苦了。

在禄劝一中,直播班的大部分孩子会在3年里,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一位班主任站在“为理想和尊严而战”的鲜红标语下叹着气告诉我,他的一项工作是凌晨来教室,把那些还在学习的学生抓回寝室。

不过回寝室也不意味着休息。王艺涵每天0点30分熄灯,但很难睡好,心很不安,因为其他舍友上了床,也全都开着小台灯,趴在折叠桌板上继续学。她总觉得被落下了。

这所学校不乏苦学的故事:有年级第一得了阑尾炎,动完手术第三天就要来考试;还有同学为省时间,不吃饭,最后快得厌食症了。

在四川甘孜州的直播班,老师批评学生晚睡,有学生回答,“我得守住阵地。爸爸因为你在家长会上表扬了我,病减轻了不少。我要让他彻底好起来。”

你可以说这样苦读很不科学。但在这儿,一个穷地方,改变就这样发生。禄劝一中高三的前两名学生告诉我,只看卷面成绩,他们已和成都七中的“天才”们相差不大。

3年的漫长竞赛,他们一步步追了上来:高一勉强及格,高二渐渐从100分,上升到110、120……直到现在,满分150分,能拿到140分。

王红接观察了16年,最后得出结论:不要觉得偏远地区的孩子基础差,“他们潜力无限”。

通常情况是,学生用一两个月适应成都七中的节奏,高二开始进步,高三复习时,把前两年学的知识巩固住,成绩会突飞猛进。

这出乎我的意料。我曾经认为,9年义务教育外加环境的巨大差距,很难在3年内弥补。但禄劝的老师笃定地说,他们高一的单科平均分,和七中平行班差50分;到高三,最好时仅差6分了——可塑性和希望都存在。

我能感受到的是习惯的改变。高三两位学生说,经过3年,他们早已知道预习复习。有时自己取舍作业,提高效率;也在课间有针对性地做偏科的习题。

他们屏幕里的七中老师总说,“预习是掌握主动权,是为了和老师平等地交流。”

成都37中的一位远端老师发觉,学生跟随七中上课后,愈发爱提问题,午饭时教师办公室总挤满了人。有的老师买了饭,却进不了教室,只能在走廊里站着吃。

“高一还偷玩手机,翻墙逃课。到了高三,主动提问,自己找题做。”刘正德说,直播班的师生们在校园里忙碌,其他班也被影响。如今普通班也都静心学习。

直播班真有那么大的作用?我把这个问题抛给禄劝县教育局局长。他想了想,觉得它激发了本有的潜能,“是催化剂”。

6


两边的孩子差距到底有多大,老师一开始也没底。

禄劝的老师说,听直播课时,成都那边的老师有时会突然关掉麦克风,嘴里却飞快念叨。他开始以为是在藏掖知识点,后来才知道,那是在用四川话骂人,骂学生调皮、不扎实、不做作业。

他一下释然了,“原来七中也骂人。”

我和成都七中被直播班的几位学生聊了聊,发现他们不乏同龄学生的普遍烦恼。一位男生说,入学头一个月,答题时想到上万人在看直播,他紧张得手心冒汗。

和大部分男生一样,他喜欢游戏,但上了高中再没痛快玩过。晚上9点半放学,回家做点扩展题,有时也要深夜1点睡下。他们周末要上各类补习班,最喜欢美术、体育这类“休息脑子”的课。

有七中学生在班级交流区里写道,“我希望有三只手,一手抓高考,一手忙竞赛,一手握生活。”

但远端学生对七中的“天才”们,更多还是遥远的崇拜感。七中学生经常会收到远端学生添加QQ好友的申请,微博上甚至有他们的“表白墙”。里面都是溢美之词,他们觉得自己并没那么优秀,因此颇为不安。

在禄劝这边,几乎每位学生都能叫出几位“崇拜”的七中学生的名字。

禄劝一位班主任好几次看到学生给七中的孩子写信,但从未阻止。他觉得自己的学生享受不到优渥的条件,但和他们接触,至少能多分动力。

七中任课老师有时特意将远端优秀的作业拿到本班展示,直播给上万名学生看。一位老师记得,她曾在班上直播了云南山区一位女生的作业。后来听说,那个班所有学生当场激动到哭,接下来一个月全在拼命学。

有七中老师感慨,“远端学生的质朴、感恩,是城市少有的。”有人回忆,他去远端学校做分享,学生们从校门口夹道欢迎,一个个含着泪,挤过来拥抱。

七中老师间流传着几个故事:比如有人去九寨沟旅游,找了个兼职的年轻导游。对方见面一愣,高兴得满脸通红,惊呼“老师”,无论如何不肯收钱,合张影就行。后来问清了,这是每天看自己直播的学生。

去成都交流后,禄劝几位“留学生”也感慨良多,回来后在班会上讲了4个多小时。

最主要的内容是,七中的学生更有目的性,知道为何而学。人家早就有了感兴趣的专业,甚至对人生有了规划,“早就开始学托福,高考只是一步路。”

一些禄劝的老师得到启发,高一就给学生发志愿填报手册,教他们向前看。

我不确定这些东西会在3年里带来哪些改变。高一的王艺涵还很丧气,她觉得七中的学生太优秀了,自己永远看不到,“就算我变优秀,人家不知道跑哪边了。”

但在高三的两位学生那里,我得到了不同的答案。其中一位坚定地说,要比七中的同学更强。

另一位男生说,自己没想和成都的“天才”们比。自己明白和他们的差距,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他确实比以前更努力,也进步了。努力是为了活得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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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曾经有北大的农村学生告诉我,她幼年时听朋友讨论麦当劳、肯德基,被人问牙不整齐,为什么不矫正,全都只能低头沉默;到了北大,同学们说自己在洛杉矶、旧金山,或者世界各地度假,她还是插不上话。

禄劝今年考上清华的那位学生说,他要继续熬夜才能跟上进度。有大城市的同学告诉他,“考清华还蛮简单啊”。

但我也看到了乐观的一面。有位考上西安交大的山区女生在回忆里写道:她在大学出演了话剧,是因为直播班组织过情景剧表演;在新学校成绩不错,也多亏在高中养成了预习的习惯。

王红接声称,一些直播班学生,历经3年全英文教学,口语出众,在大学获益良多。

我想,至少这群孩子经历了3年的心理建设,到大学会适应很多。

更长远的影响可能还在山沟里。王开富和刘正德12年前合计着推行直播班,经费不够,硬着头皮上。彼时王开富有朋友把孩子送去昆明,因为缺乏父母关注,成了游荡的痞子。当爹的痛心疾首,和他说禄劝教育不行。

他很生气,“搞一辈子教育,只求最后别被人骂。”

12年后,这届高一,12名已经被昆明市区学校录取的学生,开学后主动申请转回禄劝。十几年来,小城第一次迎来生源回流。

“如果凋敝的学校总没起色,学生一入学就能看到3年后的结局,那他和他的家庭,都会自暴自弃。”

这是王红接的结论。几年前,四川一位贫困县的干部曾拜访他。那位身高超过1米8的壮汉几乎哭着说,县里教育改善后,生源回来了,跟着学生出去的家长也回来了,整个县城又有了人气,“房价都涨了。”

王开富给我展示了一组世界银行的数据:高中毕业人群的贫困发生率只有2.5%。

据他说,禄劝县的年财政收入为6.1亿元,但县里、市里都注资教育,使得全县教育支出反超财政总收入3.5亿元。用了多年时间,实现了高中阶段教育全部免费,毛入学率90%以上。

“在我们这样的贫困县,投资教育,是防止贫困代际传递最好的办法。”

所以,如何看待教育?它可能是先苦后甜,付出才有回报的等价交换。就像王开富给我讲起他自家的故事。那时他还年轻,兄妹五人是村里最穷苦的。直到他考出来,当了老师,又亲手教妹妹考学,找到工作。

但我也相信,直播班故事的成立,还依仗于某些额外的善意。一如某位七中老师,结束分享,离开远端学校时,一转头,发现全校学生,乌压压一片,全站在各自教室的窗前,和他挥手告别。

直播或录像,他们都听过他的课。

他愣住了,然后开始哭。他从未想象过自己能有那么多学生,“好几百人,可能要上千……”

负责网校的王红接和我说起这事儿。“你知道吗?这个学校,其实只交了一个开通直播班的钱。”他笑着说,他早就知道学校其他班都在“偷录”直播,各自播放。“但没关系。所有人都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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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禄劝一中的部分学生,周末仍在校学习。程盟超/摄(图文无关)

延伸阅读

“零一本”里失落的县中:即使花钱也“买”不回高分考生了

原创作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

本文首发“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版权归原创作者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记者程盟超所有

冰点此前推送的《这块屏幕可能改变命运》引起了突破圈层的“刷屏”,让许多人关注和讨论教育的失衡问题,特别是区域的教育鸿沟问题。

2017年,同一个记者在冰点还发表过一篇文章,也是关于贫困地区的中学:同一个太阳底下,当大城市名牌中学对近百分之百的一本率习以为常时,怎样摆脱“0”,是属于凤山县21.5万人的现实。

就在昨天,一位新关注我们的粉丝@旧年 在一年前这篇文章下留言说:老家在山西吕梁山区,一个国家级贫困县。也是零一本。而且有很大一部分二本也是保留学籍在外上学的学生考出来的。

2017年高考开考后,广西凤山县高级中学校长罗凤章跟县长在一起。学生们在考场上埋头答题时,他抬头看了看天上的太阳。

让他感到不安的是,跟去年一样,他看到太阳出现了相同的日晕。他对县长说,又出来了“0”,看来又没戏了。

2016年,凤山县创造了“零一本”的历史——没有一名考生达到重点大学投档线。

县长当即让他住嘴,指着天上的日晕让他仔细看看:“今年有两个圈,代表要出两个!”

县长的预测不久成真:作为凤山县唯一的高中,凤山县高级中学今年1133名考生中,达到一本线的只有两名,不到0.2%。广西有不少这样的县,整个县的一本上线人数为个位数。

同一个太阳底下,当大城市名牌中学对近百分之百的一本率习以为常时,怎样摆脱“0”,是属于凤山县21.5万人的现实。

深山之中的凤山是国家级贫困县。从地级市河池出发,经过蜿蜒的蛇形山路和未经修整的土路,绕过不时出现的塌方,要历经6小时才能来到这座没有红绿灯、没有公交车和出租车、唯一公共交通工具是三轮车的狭小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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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凤山高中高一高二空无一人,食堂散养的鸡跑到了课桌上。

占地100多亩、拥有两栋教学楼和两栋综合楼的高中已是城中最庞大、显眼的建筑。可一名即将升入高三的女生说:“刚刚考进凤高时,觉得丢人。”

这些年里,凤山像是面对一台看不见的抽水机,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不断从这里被抽出去。

县教育局副局长罗岳坦言,在凤山,最富裕家庭的孩子或者成绩最好的孩子,会被送到南宁、柳州,次一点的去河池,差点的也要送到周边教育质量相对较好的区县。区分往往从小学和初中开始。

留在凤山高中的3000多名学生不具备选择的条件。他们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心知肚明,其中仅有约十分之一能达到本科线,这将是大部分人的天花板。在广西,这一“天花板”分数线近年来只有300多分。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过去“撤点并校”、发展“超级中学”的思路下,县城乃至更基层的普通学校被忽视,衰落属于必然,凤山县的窘境是其中“最极端的表现”,类似情况在全国并不鲜见。

即使花钱也“买”不回高分考生了

凤山县教育局提供的资料显示,从县城到村镇,凤山各类学校最关键的任务仍是“修建校舍和基础设施”,所需经费约4.4亿元,目前缺口4亿元。

凤山高中按照2400名学生就读设计的校舍,目前容纳着3000多名学生。一些班级不得不在实验室、图书室甚至校外上课。运气好的学生能住上16人一间的学生公寓,另一部分只能住在教学楼内改建的通铺。扩建校区遥遥无期,很多师生知道,“很多年前拨下来的建设用地,现在还种庄稼呢。”

校内40多台多媒体教具年久失修,十几位教师合用一台电脑。凤山闭塞的环境以及两三千元的月薪很难对教师构成吸引力。校长罗凤章苦笑着说,“想招聘三位老师,结果面试者只有一位”;5年前招聘的十几位年轻老师,如今“全部跑光了”。

每年都有十几位教师离开。在生物组,教师近年来以每年两人的速度流失。罗凤章向记者证实,目前年长的教师以专科、函授本科学历为主,年轻教师基本毕业于三本院校。地理、生物等科目就连专科生都难得。

女生牙乔莉以仅仅高出一本线14分的高考成绩,成为今年的凤山县文科状元。她此前跟着外出打工的母亲在江西上学。回到凤山时,她觉得“课根本没法听,完全靠自习”:英语老师在课上讲初中的定冠词知识;年长的数学老师努力想把课教好,却讲不明白习题。

一些学生说,对照课本就不难发现,一些任课老师讲述的内容并不准确。

因为财政拮据,教师代课、假期补课以及看守自习均无法得到收入,基本工资外鲜少补贴,这使得凤山高中教师的收入和其他市县有明显差距。罗凤章承认,“几乎每一个教师都有意见”,因此有老师旷课或应付了事。

牙乔莉记得曾有老师旷课,理由是“去喝酒”。有的老师下课铃一响立马走人,即使当堂的知识点并未讲完,下节课也不会再提。还有的老师在晚自习布置了测试卷,直到高考,卷子也没有讲评,连标准答案都没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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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高中的班主任韦述领老师向记者展示他记录的各项学生日常表现记录

生源也在被抽走。近几年,按照中考成绩,凤山每年有大约70名“A+”和200名“A”等级的考生,这些“一本的苗子”全部流向外地。即使是大约300名第三档的“B+”考生,凤山高中也只能留住其中的一百多名。

一些任教时间较长的老师感慨,过去没有这么“狼狈”。

2003~2004年,凤山县一度有18位考生达到一本线。牙乔莉的班主任韦述领记得,10年前能招录到“A”类考生,有毕业生能考入上海交通大学这样的名校。可如今,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大家都喜欢往外跑。

韦述领忍不住感慨,几年前,被逼无奈的凤山高中还能用5000元奖金“买”到一两位中考“A+”的考生。可这两年,即使花钱、托人情,也没有高分考生肯留下,“买都买不到了。”

凤山高中70%的学生家长都在外务工,很多班级3年都开不起一场家长会。听说孩子在学校犯了事,他们会在电话里急得说不出话,还有一些父母在电话里明说,“在外面赚钱供他读书就很不容易了”或“孩子就交给老师您了”。

高三学生韦佳宏居住的镇上,他的同龄人差不多有半数放弃读高中,其中大部分前往广东打工,他们逢年过节带回的有趣见闻在年轻人中很受欢迎。有时一所初中初一招收240多个学生,中考只剩100个。

一些学生对记者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读书,只是年纪太小,出去打工太累,“还是上学比较轻松”。

弃学外出打工的学生大多家境较差;留在本地就读的家境中等;相比之下,镇上企业主和教师们的孩子处在“顶端”,他们大部分在小学和初中就被送到外地。韦佳宏的几个“发小”属于这种情况。8岁以后,韦佳宏几乎没见过他们,只知道他们如今的成绩要比自己高一两百分。

当县中丧失了培养重点大学学生的能力,恰恰剥夺了农村学生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

如果以高考为标准,现在的凤山显然飞不出“金凤凰”。

但罗凤章校长说:“培养清华北大等重点大学的学生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就是要教他们好好做人。”

作为全县唯一的普通高中,凤山高中每年要完成上千个高中招生指标。周边市县高中的录取线维持在500分上下时,凤山高中已低至300分,这意味着不少学生的中考单科成绩只有二三十分。

一位班主任认为,他的学生能做到“按时作息”,已是理想状况。他欣慰地说,学生刚入学时会若无其事地当着老师的面抽烟,如今看到老师会慌忙把烟掐掉,向老师问好。

“如果没有我们,近千名学生得不到教育,就这么流进社会”,这位班主任认为,凤山高中的定位不是“拔尖”,而是“兜底”,能让那些中考300分的考生在3年里不辍学、不违法,成功地将他们护送进大学校园,“已经成功了”。 “育人”比起“教书”,是更加急迫的任务。

韦述领曾有学生在初中就染上毒瘾,高中时被发现,老师没有让他退学,反复劝说、陪护。这名学生最终戒毒,考上大学。

另一位学生回忆,一度因贫困想要退学,可“老师反复做思想工作”。这名学生后来考上大学,成为家乡的一名小学教师。他说自己这些年一直早晨6点30分起床、周末也不睡懒觉的原因,要追溯到高中时,老师“不管刮风下雨,每天6点20分来学校喊我们起床”。

韦述领担任班主任6年,累积出十几个档案册。档案的主要内容是每位学生的考勤记录,学生迟到的情况被精确到秒,违纪原因五花八门。他解释称,期末时,拿着这些记录去和学生及其家长沟通,更容易讲清道理。

罗凤章曾在巡视校园一周内,逮住200多个违规的学生。这些学生轻则上课睡觉、玩手机,重则打架斗殴。他把他们聚集起来上思想品德课,播放德育录像,这项制度保留至今。

在这所学校,班级入口钉着木柜,学生上课时需要按照学号把手机塞到一个个小格子里。教室门口贴着学生的座次表,方便巡查教师透过窗户记录违纪学生的名字。班主任们会在午夜甚至更晚的时间,站在学生宿舍门口打开手电,提醒屋内还在打手机游戏的学生关机睡觉。

那位自认“成功”的班主任也承认,每天把绝大多数时间花费在维持纪律上,已没有更多心思去研究教学。

另一位老师毕业于凤山高中,回校任教后他感觉母校“变了”,“学习氛围却比以前差了太多。”

他认为,如今学校里的“快班”,其实连过去的普通班都比不上了。

2016年高考出现“零一本”后,韦述领清楚地记得,亲人回来抱怨,“不敢说自己有亲戚在高中教书,会被笑话。”在省市教育会议上,他也感到其他市县的老师谈起凤山难掩嘲讽,认为这里的学校“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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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期间,凤山高中高一高二年级空无一人。

凤山每年几十名中考“A+”生源,几乎全部来自县城,96个村里能考到这一成绩的学生至多一两个。这意味着,无论依靠成绩还是家境,能在高中前走出大山的孩子基本来自城镇。对于占绝大多数的农村孩子而言,最好的归宿就是考入凤山高中。

“始终有舆论鼓吹一枝独秀的‘超级中学’‘优质中学’有利于农村孩子跃迁,事实恰恰相反。”熊丙奇说,“在拥有超级中学的城市,农村学生的本科一批上线率几乎全部下跌。”

“把培养高分学生默认为超级中学的任务,无疑是推卸责任。”熊丙奇认为,像凤山一样,当县中丧失了培养重点大学学生的能力,恰恰剥夺了农村学生享受教育公平的权利。

他认为,对于农村子弟“均衡、公平”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每个县都有至少一所优质的高中,一部分优质的师资生源留驻,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和良性循环”,而不是所有优质资源都向城市和个别超级中学集中。绝大多数农村孩子无法进入门槛较高的超级中学,这些资源再“优质”也与他们无关——最终,留给他们的只有愈发干涸的县中。

“拯救的钥匙其实在政府手里”

为了培养出高分考生,凤山高中近年尝试过各种努力。去年出台的奖励办法是,从紧缺的学校经费里挤出资金,奖励高分考生。高二高三学生月考达到一本线,每次奖励200元;如果分数超过600分,“依照分数给予等额金钱奖励”。

另一项措施,是与南宁三中签订对口帮扶协议,后者是本科一批上线率在85%以上的中学。

2017年夏天,罗凤章拿出大半时间前往临近区县考察。其中有的中学同样地处贫困地区,教学成绩一度与凤山高中相仿,如今却能在每年招录约100名中考“A+”考生的情况下,使近300名学生本科一批上线,效率甚至高于整个河池市综合实力最强的河池高中。

为了留住生源,这个县几年前曾规定,公务员和教师子女,无论中考成绩如何必须在本县就读,否则年终考评不合格。各乡镇也需要落实中考高分考生在本县就读的名额,凡是将孩子送到外地读书的,一律视为经济条件过硬,不得享受任何贫困补助。与此同时,县政府拨出专项资金奖励师生。

如今,不再使用强制手段,当地也能留住大多数本地高分考生,教育质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凤山高中也在5年前采取“违规手段”设立初中班,从初一直接培养学生,并与学生签订协议,要求无论中考成绩如何,高中须留在凤山就读。

2018年,第一批初中班约百名学生将参加高考,根据目前的模拟成绩,罗凤章估计大约有20人能达到一本线。

“当大城市和超级高中肆无忌惮地吸收高分考生,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教育资源,只能以违规对抗违规,有些无可奈何。”熊丙奇回忆自己在另一省份调研的经历,有的县教育堪忧,校长没精打采地对他说,“有希望上一本的好学生,甚至培养到高三了,都会被超级中学抢走,老师们都觉得没劲。”

另一个县的官员则告诉他,该县高考成绩不错的诀窍竟在于初中教育刻意“放水”,压低中考分数,从而使得超级中学无法在本县招生,将优质生源留在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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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山高中已经是这座山中小城里规模较大的建筑

熊丙奇这些年始终呼吁,不要对超级中学过分迷信。他甚至认为,比照录取生源的质量,超级中学的高考上线率并不耀眼,“离开优质生源,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相反,不被看好的县中只要优质的师资和生源回归,教学质量也会得到提升,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良好的求学环境,反哺更多无力进入超级中学的普通学生。

在他眼中,像凤山高中一样濒临凋敝的县城中学,“拯救的钥匙其实在政府手里”。方法无非两条:一要严格执行教育法规,限制异地招生,将本地生源留在本地;另一方面,加大投入,全力提升辖区内教育质量。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在凤山这种贫困县,重筑教育体系并不简单。想要改变高中的窘境,必须从底层抓起,首先完善乡村的幼托机构和小学、初中的教育现状。

他担心的是,地方主政者追求一时的政绩,试图采取一些“短平快”的方式拉高录取率,却对构建一个良性循环的教育体系不感兴趣。

距离2017年高考还有半年时,不放心的罗凤章跑到河池求情,将牙乔莉在内,全校成绩最好的10名学生送到河池高中读了最后一学期。

这项措施被罗凤章反复强调为“没有造血功能的无奈之举”,被一些教师视为“践踏尊严”。可就在几天前,县里做出决定,希望将这一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今年将成绩最好的50名高三学生送到南宁三中培养。

作为仅有的两名考过一本线的毕业生,牙乔莉在高考后迎来了属于她的表彰大会和3000元奖金。很多人并不清楚,她随打工的母亲,一直在江西读高中。除去前往河池的一学期,她在凤山高中实际只就读了一个月。但整个夏天,她都是凤山的骄傲和安慰。

(原载于2017年9月13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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